作为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手段，推动乡村工厂发展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存在着历史性、系统性和目标性的耦合关系。然而，当前我国乡村工厂发展面临着建设、管理和生产等方面的基础性、制度性及发展性困境。为解决乡村工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必须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采取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实现乡村工厂产业升级和高质量生产、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提升工厂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加快乡村生产要素流动、完善社会保障和监督机制以落实乡村工人各项基本权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及政策扶持力度以降低工业引进和产业建设成本等措施，助力乡村工厂发展。
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着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时代要求。这一转变不仅是应对劳动力结构变化和全球竞争压力的必要举措，而且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推动实现人才红利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人才引进与培育不足、人才供需矛盾、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人才流失等诸多挑战。对此，应通过完善政策支持、优化教育体系、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推动产学研融合等举措，加快推动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中肯綮、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理论观念的创新性、理论宗旨的人民性以及理论视野的世界性等鲜明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党关于生态文明理论成果的深化与创新、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以及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经验成果的拓展与超越。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从前瞻性制度系统设计、良好生态文化培育引导、聚焦“双碳”目标实现绿色转型、推进“两大行动和两大工程”落地生效等方面着手，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政治人格是人格在政治场域的特定化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人格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党性修养、崇高的道德品质以及强烈的责任担当等多元因素内化的产物，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目标、政治形象、政治态度等多个要素构成的内在统一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人格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并与时代要求相契合，对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不断地进行深化、内化和实践的结果，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价值融合性、动态发展性和实践导向性。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问题比较突出。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推动下，陕甘宁边区中西医之间通过虚心学习交流、齐心防治疫病、同心研制药品、热心培训人才等，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实践，既提高了中西医的医术水平，也保障了边区人民健康权益，极大地增强了边区医药人才力量。考察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中西医合作的生成依据、主要途径和历史贡献，有助于为当下中西医学融合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与历史范例。
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且快速崛起的经济形态，其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物流效率，有效缓解地面交通拥堵压力，并在紧急救援响应、环境监测保护、城市规划与建设等城市治理的多个领域中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与价值。然而，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伴生出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新挑战，包括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安全风险高、城市空域资源分配与管理复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等问题。对此，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安全风险防控、优化空域资源配置与管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以适应低空经济带来的新变化等，在确保城市安全、提升城市效率的同时，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
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特定需求而与外部世界不断互动的结果，彰显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追求。数字技术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现出对工具理性、重塑制度结构以及搭建数字技术平台的治理追求，是对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精准回应与深刻洞察，体现了价值逻辑、制度逻辑、技术逻辑三者的有机统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的现实困境，需要发挥数字技术的效能，从认知层面、应用层面和保障层面多重发力以实现突破，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近年来，青年群体精神内耗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青年群体精神内耗呈现出以内卷文化、躺平主义、自我认同建构困境等为主要特征的现实样态，是加速社会的背景下个人时间匮乏、复杂社会思潮交互冲击以及网络媒体与平台的推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此，应从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引领、规范网络平台内容产出以及重建人与世界共鸣关系等方面着手，培养青年心理韧性，帮助青年群体摆脱精神内耗的困扰。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村字号”活动作为一股新兴的文化力量，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传承与创新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乡村社区互动及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正悄然改变我国乡村的面貌。通过对“村字号”活动进行调查研究，从农民在活动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探讨“村字号”活动的生成背景，分析“村字号”活动的传承创新以及社区互动与整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村字号”活动的提升路径，增强“村字号”活动的实践功能和文化效能，推动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助力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造就了和谐共生、有机统一的新型文化样态。将新的文化生命体理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下审视，有助于深入剖析和阐明其内在特质和发展趋势。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新的文化生命体展现出各文化要素相互成就和系统集成的联系特性、内生不息和衍生进化的生命特性以及革故鼎新和立破并进的发展特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新的文化生命体植根于实践沃土，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沉淀，承载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趣，将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文明全面进步紧密结合，展现出鲜明的实践智慧、高尚的人本情怀和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逻辑。
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作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形式，能够更好地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能和保障农民长远利益。然而，目前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法律制度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亟需进一步健全完善。构建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法律制度，需从土地经营权的功能定位入手。新发展阶段土地经营权入股兼具商事行为本质和保障农民生存基础的双重属性，即既要遵循市场原则以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又要注重保障农民基于土地的基本权益以避免农民利益受损。基于此，应从建立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价格形成机制、配置保障农民权益的优先股以及设立土地经营权入股履约保证保险等方面着手，构建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法律制度，推动土地经营权入股落实落地，助力农村发展。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综合的过程。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作为切入点，阐释全球化的转向问题，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本质以及当下推行逆全球化的实质，有利于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导致全球化转向一种全新的发展范式即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必然性。这种新型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推动力量、运行逻辑、价值目标等方面的超越。由此，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顺势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助推全球化转型发展和重塑全球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正>《新东方》杂志是由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省行政学院、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主管主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和咨政智库作用,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海南自由贸易港”“政治与法律”“经济与社会”“党史党建”“人文广场”“统战理论与实践”等栏目。竭诚欢迎广大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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